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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1-05-24 發布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2021年5月18日,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會、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公共行政系、上海科技管理幹部學院聯合舉辦的“文彙科技創新沙龍”在上海科學會堂召開。論壇特別邀請到中國科學學元老張碧晖教授做《關于科學學、科技政策、科技智庫的幾點思考》的報告。在建黨一百年之際,張碧晖教授以國際的視野,沿科學學曆史脈絡,結合自身的經曆,親切生動娓娓道來,重溫了科學學發展史上的大事件、關鍵人物,以及科學家和政治家的對話等,並同參會的新、老科學學工作者分享了諸多充滿智慧、精彩深遠的見解與思考。



01

關于科學學與科學社會主義


科學學是研究科學的規律、科學的反思、科學與社會關系的學科。科學學的出現大概是上世紀20、30年代,一般來講是波蘭社會學家、科技史家提出來的,也有蘇聯科學學的早期人物和日本學者認爲蘇聯、日本比波蘭還要早。關于科學學有很多解釋,解釋最精彩的就是普賴斯(美國科學家、科學計量學奠基人和情報科學創始人之一),他認爲科學學是二次科學,就像曆史的曆史,它是科學的科學。

科學學爲什麽會産生在社會主義國家?爲什麽跟馬克思有淵源?這個要從科學勞動生産力出發。被稱爲最偉大理論家的布哈林是蘇聯國際共産主義的領導者,他當過蘇共中央政治委員,又是蘇聯科學院的院長,蘇聯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也當過《真理報》的總編輯。上世紀20年代,他就在《真理報》發表關于“科學的科學”的文章,並提出要研究科學規劃,要注意科學組織網絡,注意科學的反思,這個非常重要。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蘇聯,要趕上資本主義就需要比一般勞動生産力還要高的生産力,這就是科學,生産力也包括科學。

1931年,在英國召開了一次科技史大會,布哈林率領了8個人的代表團到英國參會,這8個人中有4個是共産黨員,4個不是共産黨員。由于蘇聯代表在會議快要結束才到會,主持人說只能讓他們1-2人講話,布哈林要求全部發言,但會議又不能延長,大會就采取了緊急措施,將他們8個人的發言稿大概20萬字翻譯成英文,編輯成了《十字路口的科學》一書,這本書對西方科學家、尤其是英國科學家産生了非常大的沖擊,特別是格森的《牛頓力學的社會經濟根源》開創了科技史外史的研究,對科學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興起産生重要影響。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貝爾納決定把蘇聯形成的科學學拿到英國去發展,他于1939年撰寫了《科學的社會功能》,這是科學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這之前他也講過科學是什麽?科學能做什麽?也講過科學與社會主義。貝爾納的真正傳承人是馬凱,馬凱是貝爾納的學生,後來又成爲貝爾納同事。在中國科學學交流史上有兩個重要的事件,一個就是貝爾納1954年和1959年兩次來中國,第二個事件就是1985年馬凱訪問中國。貝爾納生前對馬凱說,你一定要跟中國同志或者其他研究科學學的人講,不要說我是科學學的創始人,真正的科學學奠基人是布哈林。

02


關于中國科學學曆史進程的四個推手


科学学到中国主要有四个推手。第一个推手是李昌。1935年李昌还是清华的学生,后来参加 “一二九”运动并成为领导,他毅力非常强,被称为革命的“推土机”。解放后,毛主席派他建设哈尔滨工业大学,他把哈工大搞的非常好,出了很多人才。李昌还有一个贡献就是 1960年跟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国家决定招收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班只有李秀果、申仲英、鲍振元、赵祖华、卢继传等8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昌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当第一书记主持工作, 正好科学大会搞科学规划,李昌也就做了自然辩证法规划,提出要研究“科学的科学”,当然这个“科学的科学”跟“凌驾于科学之上”不同,所以,没有李昌是不可能有科学学。

第二個推手是錢三強。他是第二機械工業部的副部長,後來調到中國科學院當副院長,分管學部辦公室,當年大部分科學家都是反對科學學的,錢三強頂住壓力,跟中央書記處講過科學發展的若幹規律問題。

第三個推手是錢學森。錢學森是上海交通大學的老學長,是對科學學研究非常深的一位領導人,他早在1977年就在中央黨校講過兩天課,主要講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自然科學的核心學科就是兩門即數學和物理,第二個講要重視“科學的科學”研究,後來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他認爲科學學在中國主要應該重視三個方面,即科學體系學、科學能力學還有科學政治學,後來科學學基本上是按照他這個思路來的,包括科學計量學,普賴斯也是他聯系的,普賴斯把他的《小科學,大科學》的書寄給錢學森,錢學森辦公室複印後交給了趙文彥,趙文彥又給了趙紅州,于是開創了趙紅州、蔣國華和普賴斯長達4年的交往,這才有科學計量學。

第四個推手是于光遠。他是錢三強的同班同學,在延安的時候就組織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毛主席還參加了。解放以後,他在中宣部科學處當處長,他們很早就研究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論。

這四個推手非常重要,而最早介紹科學學到中國來的是竺可桢。他是第一批到美國的留學生,這些留學生自己掏錢募捐辦了一個科學雜志,討論科學救國的問題、整體科學的作用問題。另外竺可桢是最早研讀貝爾納著作的人,大概是1938年抗日戰爭時期,浙大要西遷,他在重慶發現了《科學的社會功能》這本書,在竺可桢900萬字的日記裏面,有八、九次提到科學學,而且經常在浙大跟學生、青年老師講科學是什麽?科學能做什麽?傳播貝爾納的觀點。竺可桢很早就有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提出來要給北京以藍天,這是關于科學的問題。貝爾納說研究科學學不是那麽容易,必須要對科學技術有整體的了解,而且必須要有經濟學家、曆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技能。所以,建議現在的博士生學曆結構應該是理工科的本科、經濟的碩士生、系統論的博士生這樣比較好。



03

關于科學學與科技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了科學技術的社會化。社會發展要依靠科學技術,研究科學技術問題不僅要研究科學技術的內部關系,還要研究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科學學是科學技術政策的理論基礎,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則就是要遵循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律,不懂科學學是不可能制定科技政策的。

比如,區域經濟說到底就是特色經濟,制定區域創新政策要因地制宜,現在經常出現同質化,一說要發展機器人、AI産業,各地包括一些落後的地方也都一起上,高薪聘請院士,可是院士的團隊、基礎都是在發達地區,這樣做並不符合當地的實際需求。還有,以前每次講科技政策的時候也把院士請來,院士很爲難,他也不會談科技政策,所以制定科技政策一定要遵循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研究科技政策還要學好相關理論,在研究科技政策的衆多專家中,龔育之是中國科技政策的奠基人之一,他有一個龐大的提綱體系,吳明瑜的《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也值得仔細研讀。    


04

關于科學精神與科技智庫


80年代,中央召開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軟科學座談會,萬裏常務副總理做報告,報告指出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議題,鄧小平圈閱了,陳雲是用了放大鏡看完整篇文章的。

決策,簡單來講就是把信息變成行動的過程。智庫首先必須掌握真實的、先進的、別人不知道的信息,比如現在發展大灣區,首先要研究東京大灣區、舊金山大灣區、紐約大灣區是怎麽回事,否則做出來的方案是有問題的。其次,要做好調研,真正的智庫必須要做田野研究,增強感性知識。華中科技大學有一個名人張培剛,他哈佛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農業與工業化》震驚世界,馬上被翻譯成了7國文字,他之所以能做出這個成績就是因爲他在武漢大學畢業後,到浙江、廣西、湖北做了六年的田野研究,沒有這種研究是不行的。智庫研究人員一定要有科學家精神,注重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要有合理的知識結構,講科學學不能沒有學過科學史,以史爲鑒,對科學的反思就是反思曆史;興趣愛好也很重要,不然就會事倍功半。另外,智庫研究工作還要注重經驗總結,要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供決策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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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碧晖教授,長期從事科學學、科學社會學與科技政策等領域研究,親身經曆參與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是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的重要發起人和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常務副理事長,是我國最早提出創建科技園區者之一,也是我國首次參加國際科學園區會議的代表。2015年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授予全國優秀科學工作者稱號,2018年獲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第二屆終身成就獎,2020~2021全球華人教育家大會楷模人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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